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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最富创见的60个观点(二)
来源:[人民论坛] 发布者:[ ] 日期:[2017-01-10]

经济类15条

  21.厉以宁: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地涌现出来。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就是明显的例证。这场人力资本的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和创新创业的浪潮。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归。另一方面,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也无论是在校还是刚毕业的学生,不少人都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所吸引,走上创意、创新、创业之路。他们的成长是中国未来的希望。那些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的人,他不了解中国,没有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1日)

  22.吴敬琏:保护好产权才能让中等收入群体有恒心

  目前我国经济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财富缺乏安全感,对企业前途没有稳定的预期,因而投资兴业的意愿低落。企业家存在这种担忧,原因是多重的,其中的关键是我国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财产权是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信心的主要来源,保护好产权,保障财富安全,才能让他们安心、有恒心,才能稳定他们的预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9日)

  23.刘伟: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依赖重大制度创新

  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入手,一个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条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创新,要深入推动市场化进程,要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体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法治化的进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推动市场化的进程,规范政府公权,尊重私权,维护市场主体正当的竞争权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改革要求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一个是经济制度市场化,一个是政府制度法治化。如果这两方面滞后的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参考报》,2016年5月27日)

  24.钱颖一: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会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网,2016年4月27日)

  25.夏斌: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没有改变

  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的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没有改变。之所以说当前最基本的判断是调整逻辑未变,首先是市场出清是一个耗时较长的艰难的过程,也就是说资产负债处理完,一些债权债务处理清楚,至少需要两三年,特别是目前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债务问题凸显。其次,PPI由负转正才刚刚开始,能否企稳还需要时间观察。另外,目前民间投资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对市场经济非常重要。最后,目前货币供应也没有回归到常态。——国务院参事(《证券时报》,2016年11月21日)

  26.张卓元:实现经济转型,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不是传统服务业

  实现经济转型,追求质量和效率,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创新驱动发展。为此,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要光发展传统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发展再多,也解决不了经济转型问题。很多拉美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仍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的服务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参考报》,2016年6月22日)

  27.刘世锦:未来保持中速增长首先需要解决垄断问题

  中国经济目前是接近底部,这和真正触底不是一回事,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那么在今后一两年的时间内经济触底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下一步经济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能够5-10年稳定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要保持中速增长,新增长动能相当重要。这其中,首先应该解决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低效率领域的开放和竞争,也就是行政性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和竞争,同时应该注意解决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产业分化,现代服务业问题和新技术、前沿性创新等问题。特别是,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应该有所突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广网,2016年12月4日)

  28.刘尚希: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现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或者说影响稳增长的恐怕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现阶段越来越大。我们说的户籍制度,背后就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带来很多排斥性的问题,比如说就业、创业机会不同,同工不同酬,这是社会排斥。没有身份的社会化改革,劳动力自由的流动就很难实现,而且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成本上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16年11月7日)

  29.左晓蕾:淡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注

  追求高增长速度不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经济规律,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潜在增长率即要素达到充分优化配置时的增长速度,会受资源约束而递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应该能达到1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6.5%的增长所产生的增长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过高的增长会占用更多的资源,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了,我国经济也才能平稳发展。——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证券报》,2016年12月14日)

  30.周天勇:国有经济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

  国有企业的体制成本很高,适宜于大规模、大资本、大生产的工业化阶段生存和发展。传统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结束,使其失去了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下一步一个重要任务,是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削减钢铁、有色冶金、煤炭、建材等各方面的产能,并且市场可能要清除现在和未来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要消化它们形成的不良债务,还要分流和安置它们形成的结构性失业职工,并且其资产要进行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处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凤凰财经网,2016年8月9日)

  31.许成钢:减税可以改善中国经济长期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长江商学院教授(《经济观察报》,2016年12月12日)

  32.樊纲:债转股要有选择,不能行政分配

  中国的债转股可以由经营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牵头,根据未来的盈利预期选择兼并哪些产能和哪些企业,被兼并的企业可成为新公司的股东之一。而且,要有选择地将企业的部分债务纳入债转股的范畴,不能行政分配,更不能将所有的债务都纳入债转股。债转股后,金融机构在一定时间内持有这些股份,以后伺机出售,进一步实现产权多样化。——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2日)

  33.赵昌文:要减少政府对资金价格的管制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我国金融改革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利率市场化,该放开的在形式上确实已经放开了。需要强调的是,利率市场化本质上是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核心是要减少政府对资金价格的管制。但是,放开价格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全部完成,还涉及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金融资源配置问题。我们现在只是把二级市场价格放开了,还缺乏一个基于市场的、合理的、均衡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金融时报》,2016年6月18日)

  34.吴晓求: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则不能通用

  分享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都可以分享资源、信息和财富;二是门槛低、起点快、周期短。普惠金融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所有的金融活动都要有监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监管、用怎样的规则监管。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之间的规则不能通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能惯性沿用以前的方式,否则只能既限制了新的发展,又没有监管到想监管的点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彭拜新闻网,2016年11月24日)

  35.曹凤岐:我国股市对小额投资者的保护不够

  股权收益实际上是由内外两种收益构成,欧洲(股民)主要靠内部收益(固定分红),而国内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公司董事会可以随意决定分红,甚至不分红。现在有些企业长期不分红、很少分红或者象征性分红,造成小额投资者很难从企业内部获得收益。另外在当前股市的中签制下,普通股民买到新股比彩票中奖还难,一级市场股票买不到,二级市场购买的股票已经是相对高价,在此情况下去高抛低吸很容易被套住。在此影响下,小额投资者会受到极大伤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网,2016年9月26日)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2016年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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