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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最富创见的60个观点(三)
来源:[人民论坛] 发布者:[ ] 日期:[2017-01-12]

社会类15条

  36.辜胜阻:中国城镇体系的最大短板是有关小城市的建设

  在规模结构方面,小城市是中国城镇体系的最大短板。小城市严重不足,特大城市疯长,城市群中间也存在严重失衡。中国要从“以地为本”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把城市群作为主平台,特别是在城市群中间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要以城市群为主平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城市群中间要以大带小,大力提升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积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力发展五线城市,同时在中西部要做大县城,疏解特大城市人口,推进城乡一体化。——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0月17日)

  37.李培林:逆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活的重新复兴,是今后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大趋势

  从目前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来看,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集中的阶段已经过去。城镇化的速度今后可能会放缓,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大力减弱。逆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活的重新复兴,是今后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大趋势,新型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把农民都迁到城镇居住,也意味着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生活在乡村的人也能达到城镇的生活品质,同时还能体会到乡间的绿色、休闲和泥土的清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网,2016年12月21日)

  38.李强:到2050年,中国将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

  到2040年,中国白领劳动者肯定将超过蓝领劳动者。到2050年,也就是大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白领劳动者比重将占到全体从业者的大约60%,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39.赵振华:我国收入差距是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未出现两极分化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绝对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对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别。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两极分化既有量的判断标准,也有质的判断标准。从量上来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要超过0.5,而我国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从质上来判断,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全社会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极,社会矛盾激化,显然我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院长(《光明日报》,2016年3月23日)

  40.李春玲:中等收入标准需要精准界定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绝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成长型社会,相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改进型社会。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群体,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6年12月7日)

  41.吴忠民:真正的社会公正不能仅强调改善弱势群体处境,而是对社会的各个群体都有利

  一个社会固然要不断地扶贫济困,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不断提升全体人民基本生存和尊严的底线,同时也要不断拓展社会各个群体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社会各个群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如果只是强调改善弱势群体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那么,便是以偏概全。重要的是,这种片面导向的持续进行,便会不可避免地催生平均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现象的出现,损害其他群体的合理利益,造成不公现象,从而给社会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危害。——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光明日报》,2016年3月2日)

  42.朱力: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需要容纳社会化解机制

  法律规则无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线,但司法化解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行政化解易产生强制性,不适宜复杂的矛盾。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公众认同的强大的文化氛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机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机制与行政机制以外,能够接受、容纳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学术前沿》,2016年6月下)

  43.任剑涛:中国人需要化解仇富心理

  中国古代真正看重的是物质财富所寄载的精神价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中国古代真正的财富观。近30年来,中国人又创造了积累财富的现代奇迹,但仇富心理与日剧增。尽管富人远不是民族典范,但他们身上承载的一个民族的敛财能力是民族荣耀感的物质基础,是值得致敬的。然而,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分裂一旦无法有效弥合,引发社会中下层的普遍嫉妒心,积累财富的人被当作人民公敌而不是效仿对象,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而返贫”抑或“社会动荡”。——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腾讯网,2016年11月20日)

  44.李迎生:社会政策应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

  社会政策的理念强调公平、发展、自助、责任,精准扶贫方案强调共享、效率、自我发展,它们可以很好地衔接,但怎么衔接需要考虑。在设计层面,我们提出要系统设计,偏重社会政策。在实施层面,我们强调需求导向,因户因人施策。这里涉及开发性扶贫与社会救助结合的机制、衔接的机制、生活扶助与文化扶贫结合的机制、物质扶贫与服务扶贫结合的机制、民主参与机制、多元合作机制。在评估环节,要实施第三方评估,同时注意动态调整。现有的精准扶贫方案、开发性扶贫不能解决问题的,可以社保兜底,通过社保兜底脱贫了,可以再进入开发扶贫,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工作》,2016年5月18日)

  45.李佐军:生态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

  生态扶贫是生态与扶贫的有机结合,关键是将生态补偿作为扶贫的重要途径。只有承认并界定生态环境好的贫困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由生态受益地区或中央政府进行生态价值补偿,最好是进行超值补偿,才是真正的生态扶贫。必须强调的是,生态扶贫并非施舍,而是合理补偿,是归还和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光明网,2016年10月10日)

  46.江必新:对环境违法行为可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发现环境污染问题以后要从严制裁,加大制裁力度。不仅要追究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要追究环境修复责任;不仅要追究财产赔偿责任,还要在符合条件时赔偿精神损失;不仅让他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让他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仅承担有形的责任,还承担无形的责任,如可以考虑建立黑名单制度。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新闻网,2016年6月2日)

  47.吕忠梅:我们要让生态理性催生环境法,构建“人—自然—人”的新型法律关系

  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往往遵循着“企业排污,环境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这样一种规律。对此,我们要让生态理性催生环境法,将人类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纳入法律的考量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人—自然—人”的新型法律关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南方日报》,2016年5月21日)

  48.钱念孙:应鼓励官员和知识分子“告老还乡”

  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可以实现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新安晚报》,2016年3月12日)

  49.贺雪峰:让乡村为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是理想和未来的长远目标,显然还不是现实。现实则是,国家要对乡村进行建设,以让乡村可以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为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正是农村的保底与退路,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也才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几乎必然会出现的发展中的社会失序和政治不稳定。——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日报》,2016年10月31日)

  50.席酉民: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弱化管理

  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表象,真正的大学行政化是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和对学术自由的干预。所以,“去行政化”绝非只是削弱大学运行中的行政管理、取消行政级别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据大学特征,改变行政权力跨界介入或干预学术活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互动,大学便会有高效的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管理学教授(《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

文化类10条

  51.范玉刚: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家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家,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有着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英雄辈出的大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这个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文艺精品,就要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让自己的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并仰望星空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脚踏实地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汇报》,2016年12月2日)

  52.郭齐勇:国学不等于背书,更不能脱离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

  我们一直在推动儿童诵读经典,但是发现目前有的国学培训机构或书院只是让孩子们、青少年背诵经典,也大有问题。背诵不能无度。有人把背诵作为学习国学的唯一形式,让孩子乃至青年越学越蠢。只强调背经典,完全在误人子弟。背那多有什么用?没有必要。根本上我们要寓教于乐,要有一些办法让青少年去乐学。同时学国学不是背书就够了,是要让青少年通过接触经典,学会分析与思考问题,提升理解能力与理性能力,特别是要做一个好人,做有良知有道德的人。而且一定要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西方文明,不能脱离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要全面打好数理化的基础,不能偏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原载台湾《国文天地》,2016年2月第31卷第9期,澎湃新闻网获作者授权刊发)

  53.成中英:中国文化中的刚健进取之德与包含融合之道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

  中西对照下,中国文化并不排除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体现在和谐与正义之中或两者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往往为了自由与人权,侵犯更多人的自由与人权,形成了霸权与自私的贪婪。在当代世界,中国发展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却是强调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在中西交往中,中国文化更显示深沉广博的厚德载物精神,也更能体现刚健自强的创造精神,而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此种刚健进取之德与包含融合之道,既是人类原有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可以发挥的共通价值,更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价值。——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大公网,2016年11月14日)

  54.余世存:重塑知行合一的文化范式

  传统的读书人把知识当作能够滋养人生的东西,这既包括生命,也包括身体。过去人讲富润屋、德润身,知识就是德,所以我们要靠这些价值来建立起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读书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比如王阳明的修身工夫,再到苏东坡、白居易,这种文化人的修身,包括后来的顾炎武、钱穆,他们都是知行合一的。首先自己要知行合一,才能在社会上知行合一,要建立起跟自己、跟周围的关联,这才是知识本身承载的伟大价值。——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凤凰网,2016年5月30日)

  55.楼宇烈:网络时代应强调人的主体性

  我们今天要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这样一些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我们今天不能做网络的奴隶,我们要主动地运用这个网络,不是让网络牵着我们走,失去我们人的主体性。用网络来传播中国文化,在今天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的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自信心,自尊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光明日报》,2016年6月2日)

  56.董学文:警惕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目前我国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以集中否定、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革命的、进步的、面向人民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为其特征的。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盛行?原因固然很多,有客观环境方面的,有主观认识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创作主体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问题,以致其转变了立足点或创作立场。文艺家失去了理想信念,灵魂就会沦陷,创作的作品就会“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五个“去”,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文艺作品通过臆想和独断对“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的辉煌进程加以回避、稀释,加以扭曲、否定和妖魔化现象的凝练概括与表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红旗文稿》,2016年03期)

  57.杜维明:现代年轻人正在体现儒家最基本的价值

  年轻人掌握的技术越多,他们掌握的资源就越丰富、动力就越大。年轻人的视野比较宽广,和全世界连在一起,他们自己之间也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越年轻越对于全世界的一些事情感觉到兴趣,比如对于环保比较敏感、对国际秩序以及将来如何发展越关怀。因为有互联网的关系,年轻人之间的沟通也非常多。儒家的基本精神叫做沟通与理性,通过沟通来建立社会的和谐和创造它的价值,所以儒家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其实都是现代年轻人能够体现、应该体现的,而且正在体现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凤凰网,2016年5月19日)

  58.张颐武:西方文化优势已成社会拖累

  文艺青年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权和自信都很强,否定中产普通生活,追求诗意浪漫,这些都超越了原来中国语境中对左右的传统定位。传统左右在这些话语面前都显得相对老派,往往难以回应这些新话语的冲击,于是新话语几乎无往而不利。在这套话语中,这些西方传统中产没得到好处,反而经济地位下降,生活受到冲击。而西方在中东等地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难民潮,这就是“反噬”。西方那一套文化优势变成经济社会的拖累,内部的社会基础不答应了,就用选票说话。原来视为西方“软实力”最强大的多种族、少数话语、高调环保、流动自由、财富的浪漫化等60年代以来自由派的所谓“白左”、“圣母”等观念被逐步逆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环球时报》,2016年11月17日)

  59.金元浦: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是“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文化+科技,或科技+文化,二者的高度融合,将成为文化科技整个产业链未来发展持久的动力源。这个产业链为:原创为王(创意创新)——内容为王(科技文化一体创作的新内容)——传播与渠道为王(新渠道、新方式、新形态)——营销交易为王(电商、无线、移动营销、物联、车联)——体验消费为王(新感觉、新体验、新消费方式、新消费群体、新消费习惯)。——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光明日报》,2016年3月24日)

  60.乐黛云: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急功近利

  中国文化“走出去”,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觉得外国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他们喜欢昆曲,我们就拼命地把昆曲弄出去,其实昆曲弄出去并不一定都有好评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欣赏能力,所以不能这样做,要从根本上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底细是什么。接受一种文化,当然首先是从感性着手。一开始就对高深的东西感兴趣,这不太可能,都是从比较感性、细微的方面入手去了解、接触。可是现在从国际形势来看,外国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文化是怎样崛起的,能对世界下一步的发展起到怎样一种作用。——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导(凤凰网,2016年3月26日)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2016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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